非遺作為傳統文化的一大特色，其魅力需要通過親身體驗才能得以仔細品味。非遺傳承需與時俱進，革故鼎新，迎合現代受眾口味，才能吸引更多目光。然而，當前非遺傳播形式單一、乏味，純粹的展示體驗活動或是文字視頻介紹難以吸引國內受眾的眼球，更不用說喚起世界人民的興趣了。在這個“流量為王”的時代，非遺一旦抓住機遇，便能聲名鵲起。因此，創新非遺傳播形式對非遺賡續尤為必要。

四川是非遺大省，擁有8項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非遺名錄項目，153項國家級、1132項省級和數千項市縣級非遺代表性項目。非遺已成為建設文化強省、旅游強省的重要戰略資源。2023年10月12日至16日，第八屆中國成都國際非物質文化遺產節在成都舉辦。如何實現“中華文化走出去”已成為學術界共同關注的焦點問題之一。成都蘊含豐富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有效開展成都非物質文化遺產對外譯介，有助于中華文化走出國門、走向世界。

近年來，非遺成為翻譯界一大熱點。比如，第三十四屆韓素音國際翻譯大賽的漢譯外賽題原文以非遺為主題。但是，中國非遺譯介中仍存在較大的問題，導致中國非遺在某種程度上只能淪為孤芳自賞的老古董，無法在世界大舞臺上綻放光彩。只有完善非遺譯介，達到可觀的譯介效果，才能對外講好成都非遺故事。

由于文化語境、非遺類別等差異，翻譯中會采用不同的翻譯策略，以追求不同文化間的理解。非遺翻譯常采用直譯、直譯加注釋、意譯、音譯、音譯加注釋、文內注釋、增譯、釋譯等方法。翻譯策略的選擇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非遺翻譯需要譯者反復斟酌，翻譯時可遵循以下“三步走”策略：首先，了解非遺的字面意思，奠定翻譯基調；其次，查找相關背景資料，深入了解非遺；最后，結合文本的情景語境，充分考慮非遺的文化背景、源語和目的語的文化語境等因素，選擇合適的策略翻譯。

非遺對外傳播的本質是“譯”與“介”兩個相互關聯、互為輔助的過程。“譯”的過程涉及中西語言文字和文化要素的轉換。非遺往往反映著特定的文化心理結構、文化價值、審美取向、民俗風俗等。當以語言對其進行描述時，必然有著大量難以翻譯的語言和文化要素。在翻譯過程中一方面需要注意對非遺文化異質性和本真性的保存，通過適度異化的策略，傳遞非遺文化的獨特性，另一方面也要

在“大翻譯”理念指導下采用“厚翻譯”、“創譯”、“譯寫”等翻譯變體形式針對不同的目的語文化和受眾，進行適度調試和改編，以便更好地和當地文化結合，走進當地社區。

構建成都非遺對外翻譯傳播生態系統

翻譯是中國文化對外闡釋、譯介和傳播工作體系中承上啟下、不可或缺的環節。將生態學的整體觀運用于非遺對外翻譯傳播的研究，就是堅持系統觀，理順非遺對外翻譯傳播過程所涉及的諸多角色的關系，推進跨學科、跨領域、跨部門的協同研究和合作實踐，以國家翻譯能力帶動中國對外話語體系建設。我們應制定成都非遺對外傳播總體規劃，確定發展目標以及實施路徑，明確不同主體的任務分工，建立不同主體之間的協調機制；聚合各方資源開展協同研究與對外翻譯傳播工作，形成文化對外翻譯傳播合力；發揮智庫機構專業優勢，依托專業協會、對外宣傳機構等加強與政府機構、新聞媒體以及高等院校等的戰略合作，打破學科壁壘，聚合國內外學界業界資源，推動形成多元參與、資源共享、整體推進的工作格局。在傳播主體呈現多元化的今天，無論社會組織還是社會成員都是中國形象的建構者，都有必要增強媒介素養和非遺對外傳播意識。對外講好中國故事，弘揚優秀中華文化，必須提高對非物質文化遺產對外翻譯傳播本質的認知，融通多媒體資源，進一步創新傳播方法。第一，大力發展新興媒體，利用短視頻、直播等新興網絡媒介，進行非遺文化對外傳播，有效地突破信息壁壘，搶占對外傳播的制高點。第二，加快建立完善四川省非遺數字化平臺，構建“多層次覆蓋、全方位聯通、多角度展示的立體融媒體傳播體系”。采用數字化的采集、儲存、處理、展示與傳播等技術，將非物質文化遺產轉換、再現、復原成可共享、可再生的數字形態。非遺數字化平臺的建設一方面是為了達到數字化保護的目的，更重要的是要通過新媒體平臺，實現非遺資源更有效的傳播和傳承；另一方面，可以充分發揮傳統媒體與新興媒體的深度融合優勢，精準定位目標受眾，同時還可以選擇網絡社交平臺，通過話題制造、加強互動等方式借助社交力量拓寬非遺對外翻譯傳播渠道。

建設成都多模態非遺對外譯介資源

傳統單一的文字形式非遺譯介已經不能滿足廣大受眾的需求，在以微博、微信、手機應用軟件等為代表的新媒體環境下，建設音頻、視頻、音視頻結合甚至虛擬現實結合等模態的非遺對外譯介是非遺對外譯介發展的必然趨勢。靈活多變的多模態非遺對外譯介，有利于加強非遺譯介的服務能力和生態活力，促進非遺文化的國際傳播。通過數字賦能成都非遺譯介，建立統一的智慧語言服務平臺，能夠提升非遺譯介與國外受眾群體的泛在互動程度，并在提高譯介吸引力的同時，實現外國受眾實時反饋譯介質量與效果的監督作用，從而進一步提高譯介質量。

當下，數字化已然成為國際傳播新形態，也為中國傳統文化對外傳播提供了重要契機。根據《中國國家形象全球調查報告》，高達51％的海外受眾傾向于通過新媒體手段了解中國文化。因此，在報刊、電視、電影、戲劇、圖書等傳統渠道之外，還可以充分運用“數字化賦能設備與數字化賦能服務”，借助互聯網、5G、大數據、AR、VR、云計算等技術支持實現非遺的對外傳播。具體而言，在成都非遺對外傳播中需要大力推動非遺譯介傳播數字平臺建設，推進“數字＋非遺”的快速轉型。在具體操作層面可以通過創新大數據、云計算、物聯網、區塊鏈等信息技術應用，強化配套功能，通過云展覽、云演藝、云直播等多形態推動非遺對外傳播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同時，加強四川省全域非遺文化網絡化多語宣傳，設計高辨識度非遺文化產品推廣形象，打造國際網紅非遺文化商品。整合官方和民間的多主體傳播力量，憑借“譯”“介”兼為的方式建構傳播素材，結合電影、音樂、動畫、游戲、直播、文創、電商等多種方式推動非遺產品的跨界、跨場景、跨語言和跨國家傳播。

構建成都非遺對外傳播多元化主體

在對外傳播場域中，政府主管的宣傳部門依托各類報紙、電視臺、通訊社等官方媒體，構成了對外形塑國家形象的主體力量。官媒具有的組織性、統一性、整體性和權威性是其優點，但是這些傳播主體在對外傳播中容易出現“宣傳腔”，或“把正面報道做得太滿、太硬，缺乏有效的信息量和趣味性”等短板。從當前非遺對外宣傳實踐而言，官方機構和媒體大多呈現為一對多的單向傳播模式，在具體傳播策略上比較傾向于以文字和圖片形式對非遺文化表征的介紹。由于缺乏交互性，其實際傳播效果仍然有待證實。當前，互聯網和數字化技術催生的新媒體早已改變傳統官媒主導的傳播格局。“以互聯網為核心的信息技術的普及性和便捷性消除了國際傳播在資質上、專業上的門檻，理論上所有機構和個人都可以從事國際傳播。”由此必然帶來民間媒體和傳播主體的崛起。民間媒體因傳播立場、傳播形式和傳播策略方面的差異，通常呈現與官媒迥異的特點。它所具有的自發性、分散性、即時性、互動性、娛樂化等特征在新媒體時代構成了一股不可忽視的傳播力量，也在不知不覺中改變了受眾接受和傳播信息的方式。相較于官媒，民間媒體傳播因其廣大的群眾基礎、靈活的表現形式、細膩真摯的情感滲透有時能產生出人意料的傳播效果，民間傳播主體利用Tiktok、Bilibili、Youtube等平臺，采用故事化、視頻化、個性化、交互式的傳播策略，更易于海外普通民眾的參與和接受。網紅博主李子柒、木器藝人“阿木爺爺”、竹編藝人潘云峰等在海外媒體上受到的廣泛追捧充分表明民間傳播主體在非遺對外傳播中所可能扮演的重要角色。因此，解決問題的關鍵在于融合官、民傳播主體，在重視官媒主導的同時，激發民間傳播主體活力，將官方組織的短期非遺展演與民間自發傳播相結合，形成多層次的立體傳播模式。進而言之，成都在未來，或可在促成官民互補傳播模式的同時，借助孔子學院、海外華人，以及文化企業“走出去”等方式，形成非遺文化的借力傳播和在地傳播，進而推動成都非遺從“走出去”轉向“走進去”。

成都非遺是我國社會文化演變與發展的一部分。成都非遺對外譯介可以給海外受眾帶來新鮮感、真實感、歷史感和親切感，并創造出美好的印象。在“文化走出去”背景下，有效開展成都非遺對外譯介，能夠堅定人民的文化自信，提升中國非遺文化在國際社會的關注度，從而增強中華文化的國際影響力，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和國際競爭力。（四川傳媒學院：陳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