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臺》

“像今天吳耀東這樣的人幾乎是一大片的，就是拍得非常好看非常華麗，但拍攝方式老套。”吳文光說。

今年11月30日，山形影展獲獎華語紀錄片作者論壇在深圳舉行。來自海峽兩岸的山形獲獎者匯聚一堂，主講嘉賓為來自內地有“紀錄片之父”之稱的吳文光，來自臺灣的吳耀東和許慧如。

據吳文光回憶，他先是夸贊坐在自己隔壁的吳耀東舊作《在高速公路上游泳》，接著毫不客氣地對吳耀東的新作《舞臺》表示失望，質問他：“你十年前的生猛瘋狂和火力都哪里去了？”在他眼里，吳耀東的新作《舞臺》就像“六七十歲的老頭在拍中規中矩的東西，完全不是一個人的所為，腦子進水了”。

一個月后，他在接受南都記者的采訪時表示，這不奇怪，“我曾多方托臺灣的朋友打聽吳耀東，聽說他畢業了，接活了，給電視臺拍片。”

對于吳文光的失望，吳耀東早有耳聞，“但還是嚇一跳”，“話匣子一開竟然是在這么多的觀眾面前。”但吳耀東坦承，“我不曉得對他的影響有多深，深到愛之深責之切，我知道《舞臺》跟我之前的靈光乍現的成就是不能相比的。那是上帝丟下來的禮物，我能不接嗎？人被逼到狗急跳墻了嘛。離《高速公路》那個時候其實已經13年了，我沒有再做超越過那部片子的東西，我沒什么好辯駁。”

“像我這樣的人，我怎么可能對文化傳承的歌仔戲有興趣？”五年前，吳乙峰找了幾個學生一起辦微光影像公司，公司主要是向政府申請扶持基金從而制作紀錄片。吳乙峰擔任老板，吳耀東每個月領約8000人民幣的薪水，“接下來我就沒有所謂真正的自己的創作”。

據了解，臺灣扶持紀錄片的基金比較多，有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各種財團法人等。今年5月臺灣“文化部”宣布，從明年開始推出“5年5億紀錄片行動計劃”，鼓勵紀錄片拍攝，并且將1998年舉行的臺灣國際紀錄片雙年展改為一年一屆。

“當時有企業投資一千萬給公司，準備拍十部與臺灣本土相關的題材，叫《漂亮的臺灣人》，但資金突然中斷了，計劃剛啟動就夭折。在吳乙峰的建議下，我憑著自己過往的成就，申請了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獲得約130萬臺幣的扶持資金。”吳耀東說起了拍攝《舞臺》的緣由。

他從2009年初開始正式拍歌仔戲，選了宜蘭“壯三新涼樂團”、南投“明珠女子歌劇團”、及臺北“唐美云歌仔戲團”三個底層、中層、頂層的劇團來記錄，除了記錄舞臺上不同的表演風格、形式外，也記錄舞臺下，劇團面對困境時，企圖扭轉和創新的過程。

老同學楊力州作品不斷，陸續推出《新宿驛，東口以東》、《被遺忘的時光》、《兩地》、《青春啦啦隊》，被評為2011年金馬獎年度臺灣杰出電影工作者。對比起現在做得風生水起的老同學，吳耀東坦承自己沒有太多的企圖心。他們以前在學校被稱為“瑜亮”，一個住樓上一個住樓下，經常在學校院子里吃烤肉喝西侃，都在談紀錄片，“楊力州有自己的方向，他那時候立志宣言紀錄片能不能進戲院，他在十年前就可以獨立完稿，那會我們都還笑他是完稿機器，現在他成功了。我呢，我是一個懶惰的紀錄片導演，沒有企圖心，我更喜歡的是，在做片子的過程中跟那些人交往。”

“像今天吳耀東這樣的人幾乎是一大片的，就是拍得非常好看非常華麗，很視覺化，甚至進了院線，但拍攝方式老套。”吳文光解釋，他在2010年擔任臺灣紀錄片雙年展評委時，幾乎沒有一個臺灣片子讓他覺得心驚肉跳。“他們喪失了最初的東西。吳耀東曾經像野獸一樣從林子里面鉆出來，東咬一口西咬一口，不按規矩出牌，把人生的很靈異的東西都拍出來了。如今，臺灣沒有什么題材禁忌，想拍什么就拍什么，問題是市場經濟化以后，另一把刀子也逼過來了，而且比前一把更鋒利更殘忍。被現實干掉的人太多太多。”

對比起臺灣，吳文光看好大陸的紀錄片生態環境，“大陸如今只需面對第一把刀子，作者越來越兇猛，作者數量和作品品質，遠遠高于臺灣的東西。”他說，大陸紀錄片題材有上訪、拆遷等公共題材，有“三年饑餓”、“文革”等歷史回顧題材，也有非常私人的題材，拍出生活對小兩口的擠壓和窘迫。基本都是以民間放映的方式來流傳。

從下個月起，吳耀東將會離開他老師吳乙峰創辦的公司，變回自由人。這時的他，是一個沒有工作的女人的丈夫，一個剛滿月不久的兒子的父親。他之所以下這個重大決定，是受到大陸紀錄片人的刺激，“我去年參觀北京宋莊的影展，今年11月又去了一趟深圳，看到內地的一些年輕工作者，他們苦哈哈卻堅持拍片，這給我很大的刺激。我已經走到這個年紀，不大不小了。”這時的他牙齒咬得緊緊，“再也不能這樣過安逸的日子了。”

【另一面】

從《看見臺灣》談臺灣主流紀錄片的濫情

□郭力昕(臺灣政治大學廣播電視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用“愛臺灣”來消費感動

吳乙峰導演的新作《秋香》和齊柏林導演的《看見臺灣》，兩部同樣觸動觀眾情緒的紀錄片，在票房上大相徑庭。熱映一個半月仍持續發燒、票房已破1.6億臺幣的《看見臺灣》，在周末夜得讓我連跑三家戲院，才能買到一張票；而于2004年以《生命》的3000萬臺幣刷新當時紀錄片票房的吳乙峰，今日為基督教社會福利機構拍攝的《秋香》，則竟而一上映即場次稀疏，門可羅雀。

對《看見臺灣》這部“想邀請你一起來，看見這塊土地的美麗、壯闊與哀愁”的空拍影片，導演說，“我想用接近神的眼睛來提醒人們”，臺灣國土的美麗和環境遭到破壞。這個“接近上帝的眼睛”，與旁白者吳念真一再強調觀看的“高度”，創造了空前的票房紀錄，也繼續制造了許多的“看不見”。如果還記得2010年在各大電視臺盛演的環境紀錄片《±2℃》，則可以發現兩部影片的訴求和問題如出一轍：感性煽情的音像語言，只看現象不見問題、只見結果不談原因。

但齊柏林導演聽起來好像真誠得多。他為紀錄片理想毅然辭職，放棄退休金；他有懼高癥，但無怨無悔地坐上直升機，在氣流不穩顛簸難行中堅定紀錄；最重要的，他在《看見臺灣》里，見證了許多臺灣各地環境與土地破壞的景象。齊導演個人的犧牲奉獻與理想情懷，也許可作為另一個勵志典范，他的作品也貌似將關注聚焦在臺灣的環境問題。因此，從官員、媒體到廣大觀眾，都像是到今日才第一次知道，臺灣的山區被濫建濫墾挖砂石、廣植檳榔樹、蓋度假旅游山莊，或者原來海岸線堆滿了消波塊。

《看見臺灣》讓我們看到，臺灣符號與“愛臺灣”成為臺灣電影濫情文化最根深的來源或基礎。這樣的文化不僅存在于臺灣紀錄片，也在近年的劇情片里。從《海角七號》到《總鋪師》，從南臺灣、原住民等元素、到臺灣傳統料理，只要作料齊備，即使火候一般，都可以炒出亮眼甚至巨大的票房，并得到民眾熱情的口碑。

《看見臺灣》上映以來，對于紀錄片的操作濫情，無法提供對環境問題的認識，網絡空間已有很多批評和反省的聲音，這是臺灣理性社會的進步征兆。但是同時，將“濫情”當作穩賺不賠之商品、不遺余力地販賣的電影人，濫情可轉換為巨大的現金與資本，加上觀眾爭相消費“感動”，遂并不令人意外這類紀錄片的賣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