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光和他的時代》，三聯書店出版

我立志為司馬光作傳的最大動力來自時代——我們身處憂思與改革的年代。我們應當相對理性地于“實事”中，“求是”地認識司馬光和他的時代。

●司馬光所處的時代存在一種可將該朝帶出“朝代更替”宿命的力量

司馬光所處的時代，矛盾重重，改革聲浪高漲。如何化解矛盾，讓本朝長治久安，走出“朝代更替”，是那個時代的精英念茲在茲、不敢稍有遺忘的大關懷。我固執地相信，就在那個時代，曾經存在著一種可以把這個王朝帶出“朝代更替”宿命的力量，這些力量包括：尊重制度與傳統的皇帝，有擔當的知識分子官僚群，包容異見、接納批評的政治風氣與政治制度。

1043年至1044年，在仁宗大力推動下，范仲淹、富弼主導了一系列以制度建設為核心的改革，史稱“慶歷新政”。這是一次最為“對癥下藥”的改革，它觸動的是上層的利益。按照通常說法，“慶歷新政”以改革派被趕出朝廷而宣告失敗。但是，細讀歷史，你會發現，“慶歷新政”的結局絕不是我們理解的那種“失敗”——十多年之后，改革派重返朝廷，多項改革措施重新推開，只不過姿態更低，步伐更為穩健、更加有力。改革需要決心和勇氣，也需要對現存狀態的尊重，更需要長途跋涉、長期戰斗的耐力。司馬光是“這一派”的改革者——如果我們不把“改革”跟“王安石變法”劃等號，只用“改革”的原意“把事物中舊的不合理的部分改成新的、能適應客觀情況的”，那么，司馬光完全可以稱為“改革者”。

在我看來，仁宗朝也許取得了帝制時代儒家政治所能取得的最好成績。“吏治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