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開周

康有為是個房叔，因為他坐擁四處房產(chǎn)，而且還都是特別寬闊特別豪華特別值錢特別稀有的房產(chǎn)。一處在上海市區(qū)，占地10畝；一處在上海郊區(qū)，占地 15畝；一處在杭州西湖，占地30畝；一處在青島租界，占地9畝。那時候是上世紀20年代，上海、杭州、青島人滿為患、寸土寸金，房價遙遙領先于其他大城市，普通市民求立錐之地尚不可得，絕大多數(shù)上班族無力購買哪怕最小最簡陋的房屋，只能租蝸居、當蟻族，他們要是得知康有為老師名下竟有這么多不動產(chǎn)，肯定會集體羨慕死。

像康有為這樣的房叔，在民國并非特例。李鴻章的兒子李經(jīng)邁在上海南京西路擁有一整片社區(qū)，主政江浙的軍閥孫傳芳在上海馬當路擁有130幢大樓， 袁世凱的愛將張敬堯去河南鎮(zhèn)壓農(nóng)民起義，一夜之間能在開封、洛陽和鄭州三地購置幾千間瓦房，并娶下十幾房小妾。還有大名鼎鼎的東北王張作霖，在沈陽有樓房 10幢，平房409間，在哈爾濱有樓房700間，平房3000間，入關以后又在北京買了一座王府！除了這些軍政大腕，平頭百姓當中也有房叔。還記得陸文夫 先生寫的中篇小說《美食家》吧？主人公朱自治的父親只是民國上海一個普普通通的房產(chǎn)交易商，卻在蘇州買下了一整條巷子，讓子孫后代僅憑收房租就能吃喝不 愁。

房叔跟房叔不一樣，有的房叔決不暴殄天物，房子住不完就租出去，例如李鴻章之子李經(jīng)邁曾經(jīng)委托英商愛爾德洋行代理出租他名下所有的空房，袁世凱 的部將張敬堯也曾經(jīng)派專人經(jīng)管他在鄭州商業(yè)中心苑陵街的空宅和空地，分別出租給十幾戶人家。有的房叔卻不把那些租金看在眼里，他們寧可讓房子空著，甚至還 要倒貼錢雇人看管，也不屑租給別人住。像康有為和張作霖就屬于這第二種房叔。

正是因為有第二種房叔的存在，造成民國時代雖然一直有超半數(shù)市民買不起房，同時一直也會有相當數(shù)量的空置房。據(jù)1934年中國地政學院學生魏樹 東調(diào)查統(tǒng)計，當時北京共有1190536間房產(chǎn)，其中6827間樓房、50506間瓦房和44369間平房長期空置。同樣在1934年，上海常住居民已達 300多萬，其中大約150萬人無力買房或者無力租房，“大多數(shù)的勤勞大眾住茅棚、睡馬路，而在另一方面，空著的房屋卻有9000余幢。”

所以張恨水認為民國時代并不存在房荒，他說：“所謂房荒，只是荒了大多數(shù)人，極少數(shù)人反有房多得照顧不過來的痛苦。”

民國上海空置房的數(shù)量在1935年達到頂點，因為1935年剛好碰上全國性的經(jīng)濟危機，“一般人民之經(jīng)濟過于薄弱，而房地產(chǎn)商造房則漫無節(jié)制， 供求不相等，年來房屋空關之速率與日俱增，靜安路偉大公寓、南京路之某商場，建成后均無人問津，房地產(chǎn)商頭寸不靈，銀行錢莊一改常態(tài)，拒絕房產(chǎn)押款。”陳 存仁老先生也在其著作《抗戰(zhàn)時代生活史》中回憶：“我清清楚楚地記得，戰(zhàn)前空屋之多不可勝數(shù)……永利坊還有空屋二百多間，因為房租太貴，空置已達兩年，一 般居民都裹足不前，而外來的逃難客也對之不敢問津。”

拆借巨資把房子蓋好，本想賺一大筆錢來著，結果弄得無人問津，長期爛尾，我估計開發(fā)商到這個地步也該跳樓了。

作者為專欄作家